摘 要：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论述了作家创作和诗的效果问题，他基于以往的理论体系详细论述了作家创作的问题，但对于诗的效果则是泛泛而谈。本文依据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以当下受到广泛追捧的大众文学为例，分析文本中作家创作如何激起读者情感的问题，同时分析白日梦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浅谈其对文学创作的启示。

关键词：白日梦；接受美学；大众文学；乌托邦

《作家与白日梦》开头借红衣主教提出了两个问题：“不可思议的造物（作家）汲取他素材的源头是什么，他如何用这些素材使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在我们心中激起我们也许连想都没想到自己会有的情感。”[1]弗洛伊德回答了作家创作的源泉、动机等问题，但对如何用这些素材使读者产生深刻印象，他的回答过于简单草率，且学界对该文章的分析也多是关注作家创作的相关问题，很少关注读者如何接受的问题。笔者试图从作家和读者两个主体来分析这篇文本，重点从读者的角度分析读者接受、白日梦以及二者的关系，进一步解读这种心理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作家如何创作白日梦

《作家与白日梦》中弗洛伊德从理论层面探讨文学作品，从中能得知他对文学本身、文学创作的源头与动力等问题的基本态度。文章开篇以红衣主教提出的两个问题统领全篇，一是文学创作的源头、动力为何，二是如何引起读者深刻的印象和情感。关于文学，从柏拉图开始，就追问探讨创作的问题，提出“灵感”“天才迷狂说”等，到艾布拉姆斯提出了文学的四要素。而弗洛伊德的两个问题便是作家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读者如何接受。

弗洛伊德先对文学创作的源泉动力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认为：“如果我们向作家请教，他本身也说不出来所以然。”[2]接着他指出普通人与作家存在的一些相似之处，即每个人都有成为作家的可能。“作家自己是喜欢缩小他们这种人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从读者角度看，作家缩小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作家的作品。弗洛伊德又论述孩童玩耍与作家创作的相似性，即作家创作文学世界与孩童创作自己的玩乐世界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这进一步论证了每个人都有成为作家的可能。但弗洛伊德笔锋一转，提出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作家，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存在被压抑的现象，孩童迈入成年后，会被各类规则压抑，从而打消继续游戏和幻想的念头，同时将一些幻想隐藏起来，继而束缚了儿童时期的创造性。

对于少部分的人如何成为作家的问题，弗洛伊德认为，成年的人不会忘记儿时的快乐，“只不过把一件事转换成另一件事罢了，似乎是抛弃了的东西被换上了一个代替品或代用品”。在放弃与真实直接的联系时，“他现在用幻想来代替游戏，他在空中建筑城堡，创造出叫做白日梦的东西来”[3]。成年人将自己儿童时期在游戏中创造的世界用幻想替代，进而建造出空中楼阁和白日梦。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一篇创造性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经做过的游戏的继续和替代物。”[4]这也回答了红衣主教的问题，弗洛伊德认为作家汲取素材的源头是童年未被满足的愿望，也就是作家的白日梦。同时，弗洛伊德区分了两种作家：一种是从现成素材取材的古代史诗和悲剧作家，另一种是提取自己幻想和白日梦素材的作家。而第二种作家的创作与白日梦联系更加紧密。比如李白、陶渊明，他们将自己未实现的抱负和未被满足的愿望寄于想象创作中，借诗歌抒发自己的豪迈洒脱和怡然自得，究其心理是用想象创作来疏解内心的愤懑和未被满足的愿望。而现当代文学不自觉地受到西方思潮影响，作家创作有较为明显的白日梦与幻想满足意识，如张贤亮认为“文学，表现的是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5]，再如莫言在《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中所说的“许多年后，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到了小说里”[fvByJv2zul2b+q0pY3Wa2qR0sMIXfNX0OBphCfCGiIQ=6]，都诠释了弗洛伊德对文学创作源泉动力的论述。弗洛伊德还指出神话可能是所有民族充满愿望的幻想，原始先民在受到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后，会幻想出一种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来抵御或逃避现实所带来的苦难。弗洛伊德用了大量篇幅从作家心理层面出发，论述作家的创作动机，认为作家创作来自作家的幻想和未被满足的心愿，进而创造出与白日梦紧密相关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也叫“白日梦想家”，将未被满足的和美好的愿望化成白日梦般的艺术创作。

二、读者如何享受白日梦

在谈到第二个问题“作家用什么手段引起我们内心从未想过的效果”时，弗洛伊德仅用一段文字论述了诗的效果，给我们指明了问题探究的方向。他认为达到这种效果的原因，“一是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他的利己主义者的白日梦以软化它们的性质，二是在他表达幻想时，向我们提供纯形式的，亦即美学的快乐”[7]。他进一步解释了第二种：这种美学快乐是精神紧张解除的直观快乐。作家通过各种修辞技巧和理想故事模式将白日梦润饰成读者可以坦然接受并享受的白日梦。我们沉浸在白日梦中时，会有一种愧疚和羞耻感，作家通过特殊技巧美化伪装白日梦，使我们在作品中享受白日梦的同时不会感到紧张羞愧，反而会因为审美距离的存在而感到快乐。总之，弗洛伊德对于诗的效果的论证思路分为两点，即人会因自己的白日梦感到羞愧而选择隐藏，作家通过两种方式伪装弱化白日梦，使读者在观看的时候感到精神放松并获取直观的快乐。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逻辑分析，作品中主角多被置于天意的保护下，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总能获救，同时小说中的女主角总是爱上男主角，好人总是主角的助手，作家由此获得掌控一切的力量和幻想的满足。诗的效果是作家作为润饰者，表达出来的人潜意识中的共同幻想，即白日梦。读者在享受作品时，将自己代入主角，从而获得力量和幻想满足。弗洛伊德并没有详述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关于诗的效果，亚里士多德提过著名的“净化说”，指观看悲剧时会引发恐惧与怜悯的情感，个人会在体验中将其宣泄，继而使自己的心理得到净化并由此获得某种满足感或审美感。他强调将不幸以戏剧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是直接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个过程都需要作家润饰和改装，从而激发读者内心的情感。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提道：“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本身实际上是令人悲痛的，在一个作家作品上演时，它们却能变成听众和观众的快感的源泉。”[8]作家和普通读者的区别在于作家知道如何润饰自己的白日梦，使其失去个人印记后转化为集体普遍的和为他们所共同欣赏的作品，同时作家也知道如何掩盖那些不被社会规则所接受的白日梦，以达到传达文学思想的目的。

三、白日梦在网络文学中的体现

当下，网络文学如言情小说、玄幻小说等受到读者的追捧，日点击量居高不下。仔细读之，就其结构、章法、思想、内容等艺术特色和形式技巧来说，毫无可取之处，甚至背后有着雷同的叙事逻辑和思想内容。究其原因，除了当下读者群体越发大众化外，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抓住了读者的心理机制。换句话说，读者的需求也有时代特性，大众文学之所以受追捧是因为它迎合了大部分读者心理，即白日梦，他们在这些作品中忘却了现实的沉重和生活的创伤，获得了精神满足和直观快乐。

从读者的心理机制出发，当下许多受到读者追捧的大众文学可以得到解释。以几个典型作品为例。一是以《杜拉拉升职记》为代表的都市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一经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售出60万册，后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等。小说主人公杜拉拉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但没有背景，只能靠个人努力奋斗，在职场中受到赏识并得到帅气有才、能力出众的男主人公的帮助，最终从助理成为高管并收获了完美爱情。杜拉拉成为中国白领职场奋斗榜样和标杆，由于许多公司制度相似、人情世故环境雷同，许多白领工作者感同身受，这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还有一些女性尤其是囿于家庭的女性，她们对职场充满幻想，这类职场升迁大女主经历无疑满足了这些读者的幻想和白日梦。二是以金庸作品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在面壁思过时遇到风清扬并学会了独孤九剑，从不出众的华山弟子变为打败师父的武功高强之人。《倚天屠龙记》中少年张无忌因机缘巧合练就盖世武功，统领群雄，同时受到赵敏、周芷若等人的欣赏与爱慕。这些数不清的机缘巧合背后透露着单一叙事逻辑，一直都受到武侠迷的喜爱。简单来说大多人都幻想过有突发的际遇让自己平凡的人生受到瞩目，当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令狐冲的时候，我们不用承受现实的辛苦，反而将自己代入其开挂的人生，获得精神上的满足。除此之外，那些言情小说、玄幻小说、穿越小说都是迎合了当下大众的某种心理，缓解了人们当下苦闷无聊的生活，使大众不为单一、雷同的叙事模式而厌烦，反而乐在其中，使白日梦得到不断满足。

从读者接受来看，弗洛伊德认为读者从作家作品中获得一种审美快感，即直观快乐。读者阅读作家作品便是享受经过作家润饰、无意识的白日梦。接受美学的重要学者姚斯认为期待视野有以下表现：“一对不同形式、技巧和风格的作品的兴趣与需求；二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不同的审美感知能力和理解水平；三将作品审美现实化的不同方式。”[9]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有一个相对的审美偏好和阅读期待，他们想在作品中寻求精神的满足，从而特定选择某一类型的文本。当下热销的网络文学便是迎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四、基于白日梦的乌托邦构建

关于白日梦与乌托邦的论述，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在弗洛伊德白日梦理论的基础上，对白日梦做了乌托邦化的诠释。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遵循快乐原则，社会对超我的要求使本我难以在现实中得到完全满足，因而本我更多是以幻想和白日梦的形式实现，也就是说这种白日梦的实现还多以意识层面为主。布洛赫则认为白日梦的实现并非只停留在意识层面，还包含付诸行动，“打破了世俗对乌托邦‘草率冲动’‘抽象空想’‘脱离实际’的刻板描绘，因为它具备了超越现实存在的具体化能力”[10]。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在作品中创造的白日梦，不应该仅限于满足实现自己的白日梦和读者的白日梦、阅读期待，应该更多描述对未来美好的构想及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法兰克福学派也对乌托邦进行了著述，主要指向美学的救赎性功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尔库塞。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剖析了人的本能欲望压抑后的宣泄方法，认为力比多是人存在的根本，在压抑后得到转移升华，本质上是对人类文明的压抑。马尔库塞则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压抑文明，他认为，“在技术控制的作用下，文明对个体压抑的范围与程度空前广泛深入，否定性的思想几乎无处容身，而艺术则凭其独有的审美形式作为否定性思想的坚固据点，保存着现实中受到禁锢和压抑的维度，即解放的层面”[11]。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唤醒了人类对非压抑生活的记忆，从现实中退避，在艺术中寻找精神的自由。弗洛伊德提到通过满足性冲动而幻想的形式抵抗文明压抑；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文明则强调在艺术中寻找乌托邦。由此可见，白日梦指向两个主体，既是读者逃避现实满足幻想和愿望的宣泄途径，又是读者寻求消解生活苦难和稀释痛苦进行精神疗愈的审美乌托邦。针对前者来说，白日梦在艺术中得到满足而使读者得到单纯的快感，而审美乌托邦则寄希望于用艺术构建一个抵抗文明压抑的灵魂自由解放的空间，两者都带有幻想的意味；但在审美乌托邦具体到艺术层面时，乌托邦由想象中的社会物质变成美好生存空间的艺术思维，并且由一种乐观向上的艺术思维所主导，在此追求精神自由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单纯地获得精神快感。按照马尔库塞的审美乌托邦理论，审美乌托邦不是莫尔《乌托邦》中的岛国，而是用艺术勾画“岛国”的创作过程，是用美的艺术唤醒沉睡的灵魂，用灵魂救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困境，要求审美乌托邦。对乌托邦的向往，源于人类的自由要求。”[12]在市场消费经济的当下，大众文学中类型化、单一化的模式，更多是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满足读者的阅读快感，其思想内容并未上升到精神层面，并未思考人何以存在等问题，难以为人类提供生存的另一维度。

五、结 语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开头提出了作家创作和诗的效果这两个问题，详细论证了作家创作的问题，诗的效果仅是几笔带过。笔者根据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从读者角度出发，以当下受到广泛追捧的大众文学为例，针对大众文学中的几个类型，分析了作家创作如何激起读者情感的问题。大众文学的兴盛是时代、市场、媒体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市场对读者心理的把握和迎合。作家创作真正关注的应是个人经验的书写如何上升到人类普遍的生命经验，在对人性深刻把握中获得精神的解放，而不是刻意迎合大众读者的心理，将读者的白日梦分类加工以雷同的标准生产。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是我们灵魂安置的乌托邦，而不是对现实的消极逃避。

（新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张唤民，陈伟奇，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28.

[2] 同[1]：30.

[3] 同[1]：30.

[4] 同[1]：32.

[5] 张贤亮．追求智慧[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185-186.

[6] 莫言．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J]．创作与评论，2012（11）：51-53.

[7] 同[1]：35.

[8] 同[1]：36.

[9] 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世界诗学大辞典[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10] 许秩嘉．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汇前奏：布洛赫对弗氏“白日梦”的乌托邦化解析重构[J]．理论界，2021（7）：70-77.

[11]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2] 杨春时．现代性空间与审美乌托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48（1）：145-152.